书 · 1989-01 ·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一句话结论

田余庆把东晋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共治格局：皇室提供统治名分，门阀掌握军政实力，流民武装承担战争，而这种安排最终又被它所依赖的军事力量打破。

值得读完整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士族与皇权共治”，更在于逐章说明这种格局怎样形成、维持，又怎样走向终结。

田余庆所说的门阀政治，不是泛指大族显贵，而是士族能够凭自身实力与皇权共同支配政局。他把严格意义上的这种政治格局限定在东晋。

为什么：西晋覆亡和南渡使原有统治秩序受到重创，司马睿缺少足以独立建立政权的实力。南渡士族拥有声望、人际关系和组织资源，却也需要晋室的名分来号召和整合各方。北方政权的军事压力又使双方不能轻易拆散合作。因此，共治来自皇权衰弱、士族成熟和外部威胁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只由某一种选官制度造成。

东晋不是一个家族稳定地控制皇帝，而是几个强宗先后执政、彼此制约。皇室虽然常受压制，仍是各方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支点。

为什么：一家门阀扩大权力，会威胁其他家族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的家族便可能借助皇室，联合阻止强者独占政权。强宗因此能够控制朝局，却未必能够顺利取代皇帝。皇室的延续与门阀间的竞争相互支撑，使权力可以在家族之间转移，而不必每次都改朝换代。

门第与名望不能单独解释一个家族为什么能够执政，还要追问它控制哪些军队、占据哪些战略地区。

为什么：建康朝廷的安全受到长江上下游军事力量的直接影响。占据重镇的家族既能抵御外敌，也能干预中枢，因此地方军事布局就是中央权力关系的一部分。京口接近建康，又联系江淮流民武装，具有特殊分量。江州处在上下游之间，其归属会改变荆州与建康之间的力量对比，所以州镇争夺不能只看成官职升迁。

田余庆分析桓温北伐时，把对外战争与东晋内部政争放在一起考察。军事行动既关系恢复失地，也关系谁能支配朝廷。

为什么：主持北伐需要调兵、筹饷和协调州镇，这会扩大统帅能够支配的资源。战功可以提高政治声望，进而成为要求更大权力的依据。其他家族和皇室因而不仅考虑战争能否获胜，也会考虑胜利之后由谁获利。理解北伐的推进、阻力和后果，需要同时观察战场形势与江左权力分配。

谢氏的兴起依靠长期积累的政治、军事资源，淝水之战使其声望达到高点，却没有使其权力永久稳固。

为什么：谢氏能够发挥作用，不能只归结为谢安个人的风度与才智，还要看到家族经营军府以及组织北府兵的基础。战胜强敌提高了谢氏地位，却没有消除皇权与门阀之间的矛盾。战后孝武帝及宗室伸张权力，谢安、谢玄逐步退出中枢和军事要职。家族名望可以延续，但一旦失去实际指挥和执政资源，就难以继续维持原有政治分量。

流民武装不是东晋政治的背景材料，而是维持政权和改变政权的关键力量。刘裕的崛起意味着军事实力与最高权力重新结合，门阀共治走向终结。

为什么：门阀需要流民武装守卫疆土，但实际作战也使将领积累部众、战功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当门阀对军队的控制减弱，军事领袖便有条件摆脱原来的依附关系。孙恩起事冲击旧秩序，镇压战争又为刘裕等人提供了崛起机会。刘裕最终建立新的皇权统治，士族仍有社会地位，却不再以原来的方式与皇帝共治。

李文才在《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中认为，君臣共治或权臣压倒皇帝，并不足以证明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改变，东晋仍应归入皇权政治。分歧在于：实际权力分配的特殊性，是否足以支持“门阀政治”这一独立概念。

胡宝国在《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中肯定流民武装这条解释线索，但认为，司马睿与王导的个人处境及政治结合，尚不足以解释共治格局为什么能够持续百年。他要求进一步追问政治过程背后的结构性条件，而不只说明事情怎样一步步发生。

李济沧在《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中，从江南豪族社会解释东晋覆亡，并指出刘裕政权具有承继门阀贵族政治的迹象。这使问题从“谁终结了门阀政治”转向“新政权究竟改变了多少，又保留了多少”；不过，田余庆本人也承认士族影响在南朝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