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95 · 巫鸿（Wu Hung）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艺术书单第 28 名

一句话结论

巫鸿把礼器、宫殿、城市和墓葬放在一起，追问艺术怎样让人记住过去，并把这种记忆变成当下的权威与社会关系。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教你把器物、图像和建筑放回使用它们的人群与环境中理解；但贯穿全书的发展模型争议很大，值得连同批评一起读。

先细读导论，弄清“纪念碑性”为什么不限于高大的石碑，也不等于年代久远。
第一、二章连着读：前者讨论礼器怎样获得特殊地位，后者解释艺术重心为什么转向宫殿和墓葬。
第三、四章适合对照插图细读：分别观察统治者怎样改造城市，以及家庭、同僚、死者和建造者怎样参与丧葬纪念。
第五章不能跳过，它提出全书关于观看方式和艺术家个人表达的转折判断。第一遍可以略过细密的文献考辨，第二遍再核对关键证据。

核心观点

1. 纪念碑性是一种作用，不是一种固定外形

判断一件东西有没有纪念碑性，关键是它怎样保存记忆、连接世代并维系共同体，而不只是看它是否巨大、坚固或公开陈列。

为什么：如果先把纪念碑限定为大型石质建筑，就会把中国早期礼器排除在外，也看不见它们承担的政治和宗教作用。巫鸿因此把注意力转向物与人的关系：谁保存它、谁使用它、它使什么传统继续有效。器物通过传承、礼仪和相关叙事，把过去的权威带到现在。不同社会可以用不同形式完成这些工作，所以不能从外形直接推定意义。

2. 礼器通过特殊形式和反复使用，把等级变成可以感知的秩序

玉器和青铜礼器的意义，来自材质、形状、装饰、铭文与礼仪用途的结合。它们既区别于日用品，也使拥有者的身份和历史获得物质凭据。

为什么：稀有材料与复杂制作把某些器物从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来，也显示拥有者调动资源的能力。特殊形制和装饰使这些区别能够被辨认，并与礼仪身份相联系。礼仪的反复举行，又让祖先、传统和等级持续进入活人的行为。铭文进一步把具体功绩、赏赐和家族关系固定下来，使器物不仅能被观看，还能被阅读和传给后人。

3. 从礼器到建筑，变化的是权威被组织和展示的方式

巫鸿把宗庙、宫殿和墓葬之间的功能变化，看作早期艺术重心转移的重要机制。原先集中于宗庙及其礼器的权威，逐渐通过宫殿和丧葬建筑获得新的表达。

为什么：在他的解释中，早期宗庙把祖先祭祀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礼器是其中的核心。随着政治权力和丧葬活动的发展，宫殿越来越突出统治者在世时的威势，墓葬则越来越承担安置死者和延续其身份的任务。建筑可以用规模、布局和进入空间的方式组织人的体验，权威因而不再主要依赖宗庙内的重器来表达。这是作者提出的重心转移模型，不能直接理解为旧礼器与旧祭祀同时消失。

4. 长安的纪念碑性来自历代营建，不是一次完成的理想蓝图

理解汉长安，需要追踪不同时期统治者为何营建、扩展和改造它。城市是政治意图不断叠加的结果，其意义也随之变化。

为什么：如果只看最终平面，就容易把分期形成的城市误认成某种统一制度的直接实现。巫鸿把营建重新放回时间中，考察每项工程回应了什么处境和愿望。宫殿、城墙、苑囿和礼制建筑分别塑造不同的权力形象，未必服从同一个目标。城市因此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也是统治者把自身历史观和政治理想变成可见空间的手段。

5. 丧葬纪念碑包含多方声音，也在处理活人的关系

墓葬、祠堂和碑刻不能只当作死后世界的说明书。它们同时表达家庭、友人与同僚、死者及建造者的不同关切。

为什么：丧葬营建需要不同的人提供资源、文字、图像和劳动，因此成品不能自动归结为一种统一意图。家属可能借纪念死者确认孝行与家族延续，同僚可能借此表达交往和共同价值，死者也可能预先安排自己的形象。碑文与图像把这些关系固定下来，并向后来的观看者提出关于身份、声望和义务的主张。读懂它们，需要追问具体是谁在说话、对谁说，以及希望产生什么效果。

6. “透明之石”指观看方式的改变，并通向个人表达的问题

第五章关注石头怎样在想象中变得“透明”：观看者不再只面对承载符号的物体表面，而被引向另一种视点或图像内部的空间。巫鸿把这与礼仪艺术传统向个人艺术表达的转折联系起来。

为什么：反向铭文促使观看者设想从石头另一侧观看，从而意识到生者与死者可能具有相反的位置。图像空间也能让目光穿过物质表面，进入被表现出来的世界。这样，作品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材料和礼仪位置，也取决于它怎样调动观看者的想象。巫鸿进一步将这种变化联系到艺术家与鉴赏者个人意识的上升，但由局部视觉材料推向时代转折，是全书较有争议的一步。

反对意见

一个概念装下太多不同问题，会失去解释力（Robert Bagley）

Bagley在1998年的长篇书评中指出，巫鸿把制作时的用途、使用者的意图和后人附加的记忆都纳入“纪念碑性”，却没有充分区分这些层次。如果每种社会意义都能被称作纪念碑性，这个概念就很难解释某种形式为什么出现，而容易只是给已有解释换一个名称。

宗庙、礼器与墓葬的关系没有那么整齐（Alain Thote）

Thote在1998年的书评中质疑功能逐步从宗庙转向宫殿和墓葬的叙述。他指出，商代墓祭已经重要，礼器也并非只用于宗庙，而且在作者认为礼器地位下降的时期，它们仍受到高度重视。这些现象说明几种纪念机制可能长期并存，不能轻易排列成彼此替代的阶段。

后世礼书不能直接充当早期社会的实录（罗泰）

罗泰在1996年《Early China》的书评中肯定本书把艺术放回礼仪环境的方法，同时质疑将后世整理出的礼制图景用于解释更早时期。规范文本说明人们认为制度应该怎样运行，却不一定说明各地实际上怎样运行；过分强调连续性，还会压低地域差异的重要性。

文化记忆也可能主要依靠艺术之外的制度延续（宋昕）

宋昕在《纪念何需以碑——重思巫鸿的“纪念碑性”及中西文化隔膜》中提出，理解中国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还要考察经典文本、统一文字和选才制度。这不是否认器物与建筑能够纪念，而是追问：如果研究范围预先限于艺术和建筑，会不会把其他更持久的记忆机制放到背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