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2007-10 · 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

艺术书单第 30 名

一句话结论

20世纪音乐不是一条越来越难听的退化路线，也不是越来越先进的进步阶梯，而是作曲家在政治、社会和个人经验中不断寻找表达方式的历史。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适合作为艺术学科中理解现代音乐的入口：它把陌生的声音放回人的处境，让你理解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并愿意亲自去听。

第一至六章建立世纪初的音乐地图，重点理解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与西贝柳斯为何代表不同的现代道路，不必背全作品名。
第七至十一章值得连着细读：从国家干预到战后重建和冷战，观察审查、资助与文化机构怎样改变创作条件。
第十二至十五章帮助你摆脱先锋与保守的二选一：布里顿、梅西安、极简主义与世纪末的并存格局都不可略过。
配合作者的逐章聆听导览，每章选一两首实际听；技术描述初读时可以略过细节，但要回来核对它解释了怎样的听觉效果。

核心观点

1. 音乐史没有一条通向正确风格的阶梯

罗斯反对把20世纪音乐写成调性必然让位于无调性、保守必然让位于先锋的胜利史。不同作曲家面对不同问题，形式上的新旧不能直接决定作品的价值。

为什么：单线的进步史先规定了终点，再按作品是否接近终点安排地位，容易把仍有创造力的其他道路当成落后。罗斯把不同阵营放回各自的历史处境，显示他们追求的表达目标并不相同。作曲家还会跨越阵营借鉴，实际创作并不服从评论中的界线。因此，理解作品需要追问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能只判断它用了多新的技法。

2. 初听像噪音，不等于没有可理解的组织

陌生音乐可能改变了组织声音的办法，也可能改变了哪些声音值得听。罗斯希望读者给它再次聆听的机会，而不是把第一次的不适当成最后判决。

为什么：熟悉的音乐让听众形成对旋律、和声与结束方式的期待，新的写法会打断这些期待。失去熟悉的路标时，人容易把听不懂误认为作品没有结构。了解音色、节奏或声音安排的线索，再次聆听便可能发现此前没注意到的关系。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实验都靠同一种规则成立：严格控制声音与让偶然进入作品，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探索。

3. 音乐的命运也由制度决定

作曲家能写什么、作品能否被演出、哪些声音进入公众生活，都受到国家、资助者和文化机构的影响。音乐风格不能只用天才个人的灵感解释。

为什么：音乐需要演奏者、排练、场地和传播渠道，掌握这些资源的机构会影响作品获得机会的条件。审查与政治惩罚还能让作曲家预先调整写法，或者暂时搁置作品。公共资助则可能扩大听众，也可能附带对艺术社会用途的期待。罗斯比较不同制度怎样介入这些环节，但这些制度在强制程度和后果上并不相同。

4. 音乐之美不能保证政治上的善

伟大的音乐可以被残暴政权利用，热爱古典音乐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人道精神。反过来，也不能仅凭作品的风格判断它属于哪种政治立场。

为什么：音乐的情感力量可以被仪式、宣传和权威借用，用来制造共同体归属或政治合法性。某些作品的历史声望，会使这种借用更有效。由于政治用途还取决于演出场合、组织者和宣传方式，同一种声音不具有永远固定的政治含义。因此，判断艺术成就与判断人物的政治责任，需要分别寻找证据。

5. 创新常发生在音乐边界之间

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爵士乐和流行音乐之间不断交换材料与方法。许多现代声音来自这种往返，而不是某个封闭传统的独立发展。

为什么：当既有写法不能满足表达需要时，其他传统能够提供新的节奏、音色和组织时间的方法。借来的材料经过重新安排，会改变作品的整体构造，而不只是增添异国情调。录音与传播也让不同音乐圈的人更容易互相接触。影响还会反向流动，进入作曲领域的观念可以再次改变摇滚和流行音乐。

6. 个人经验决定技术要表达什么

技术分类只能解释作品的一部分；孤独、信仰、欲望与社会排斥，同样能塑造音乐。罗斯通过人物经历解释某种声音为何对某位作曲家不可替代。

为什么：同一种技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情感与思想目标，所以列出技术特征还不足以解释作品。个人经验会影响作曲家选择什么题材、怎样安排声音，以及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向哪里。把这些选择与具体音乐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作品的表达力量。不过，传记只能提供解释线索，不能把音乐直接翻译成作者生活的记录。

反对意见

爵士乐仍被放在古典音乐的旁边（史蒂文·普尔）

普尔在《Sound of the century》中指出，爵士乐在书中主要作为古典作曲家的灵感来源出现。这使它虽然强调类型交流，却没有同等展开其他传统自身的历史；读者不能把它当作整个20世纪音乐的全景。

生动的片段未必构成均衡的历史（约瑟夫·克尔曼）

克尔曼在《Sound and vision》中肯定罗斯描写声音与人物的能力，但认为部分历史片段衔接仓促、篇幅分配失衡，并指出普契尼受到冷落。他质疑的是叙述选择能否充分支撑副标题所承诺的世纪视野，而不是否认这些故事本身的价值。

不同的技术道路可能具有不同的历史价值（阿多诺）

阿多诺在《Philosophy of New Music》中，把勋伯格的进步性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复归倾向尖锐对照，并把技术选择与文化的解放或倒退联系起来。这种立场要求对不同道路作出更强的历史判断，可以用来追问罗斯寻求阵营共同地带时是否弱化了真实冲突；它并非针对罗斯的书评。

专业创作不必以普通听众的理解为尺度（米尔顿·巴比特）

巴比特在《The Composer as Specialist》中，把复杂的当代作曲类比为需要专门训练的研究，主张大学等机构提供免受公众市场压力的空间。这提醒读者：面向公众的导引很有价值，但可理解性与受欢迎程度不能成为全部艺术的准入条件。这是与罗斯公众导读目标的侧重差异，并非巴比特对本书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