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2002-06 ·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全球化及其不满》

经济学书单第 49 名

一句话结论

全球化能够改善生活，但如果开放的次序、危机处方和国际规则忽视当地条件与普通人的利益，它也会制造本可避免的贫困和动荡。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它把市场失灵、金融危机、经济转型和国际机构治理连在一起，能帮助你理解经济政策为什么不能只靠一句“让市场发挥作用”；不过，作者对具体政策责任的判断需要配合批评者阅读。

第3章是理解全书的方法入口：重点看私有化、开放和稳定政策为什么必须考虑条件与次序。
细读第4章东亚危机、第5章俄罗斯转型，并与第7章提出的其他市场化道路对照。
第8、9章把经济问题推进到权力和问责问题，不能只读前面的失败案例就跳过。
书中的案例主要属于20世纪90年代；阅读时要区分作者当时的判断、一般机制和此后可能发生的制度变化。

核心观点

1. 市场有效运转需要条件，不能把改革口号当成发展目标

作者支持市场和全球化，但反对把私有化、自由化和压低通胀本身当作成功。判断政策的标准应是它能否改善就业、生活和长期发展。

为什么：现实中的借款人与贷款人掌握的信息不同，竞争也常常不充分，所以价格和私人逐利未必能把资源配置好。把国有垄断卖给私人，如果没有竞争和监管，可能只是换了一位收取垄断利润的主人。政府因此需要提供制度、公共服务和必要监管，但这也不意味着政府能够纠正所有问题。

2. 市场化的次序决定改革是在创造财富还是转移财富

改革需要让竞争、法律、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相互配合，不能假定先把资产私有化，其他制度就会自动跟上。

为什么：如果企业先被出售，而保护投资者、约束内部人和执行合同的制度尚弱，控制企业的人可能发现掏空资产比长期经营更划算。资本外流的便利又能让他们把收益转移到国外，进一步削弱建设本国企业的动力。同时，如果旧岗位迅速消失而新企业来不及成长，失业和贫困会损害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因此，作者主张按制度能力安排改革，并把创造新企业和新岗位放在重要位置。

3. 短期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先带来繁荣，再放大危机

贸易开放、长期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应分别判断。作者尤其反对在监管不足时仓促放开短期跨境资金。

为什么：短期资金流入会推动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却未必转化为稳定的生产能力。投资者一旦同时撤资，就会造成融资骤停和汇率压力。企业如果借入外币而收入主要是本币，贬值还会加重债务负担，把资金流动问题变成破产问题。借贷双方没有承担全部社会损失，因此仅靠私人交易意愿，不能保证资本流动对整个经济有利。

4. 危机中的紧缩可能破坏它想恢复的信心

作者认为，东亚危机不能直接套用针对财政失控和高通胀的处方；在需求下降、企业负债沉重时，加息和削减支出可能加深衰退。

为什么：提高利率虽然可能吸引资金留下，也会增加企业偿债成本，导致更多违约和破产。企业破产进一步损害银行资产，使银行减少放贷，拖累原本还能经营的企业。政府同时削减支出，又会压低需求和收入，削弱私人部门还债的能力。这样，紧缩可能通过恶化经济基本面，使投资者更不愿留下，而不是恢复信心。

5. 贸易收益取决于规则和调整过程，不会自动公平分配

作者承认贸易可以扩大市场、传播知识，但认为现实中的开放规则常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国内受损者也未必得到补偿。

为什么：如果富国要求穷国开放市场，却保留自己的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穷国就难以在有优势的领域扩大出口。即使开放增加了总体收益，新岗位也不会自动在旧岗位消失的地方及时出现。缺少信贷、培训和社会保障的人，可能长期承担调整成本。作者因此要求把市场准入、改革节奏和收益分配一起讨论，而不是用总体收益掩盖具体损失。

6. 改变全球化，需要改变谁决策、谁承担后果

全球化的不满不只是技术失误，也与国际机构的代表性和问责不足有关。作者主张提高透明度、公开讨论替代方案，并让受影响国家拥有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

为什么：如果主要发言者是财政部门、金融界和强国政府，政策就更容易优先考虑债权人和金融市场关心的问题。劳动者、穷人和当地企业缺少参与渠道，其承受的失业与调整成本就容易被低估。封闭决策还会减少外部质疑，让错误的判断更难及时纠正。扩大参与和问责，既能补充当地知识，也能让政策制定者更认真地面对政策后果。

反对意见

危机国家的政策空间没有作者说得那么大（肯尼斯·罗格夫）

罗格夫在《An Open Letter to Joseph Stiglitz》中反驳：当资本外逃、融资困难时，扩大赤字和货币供给也可能加重通胀、汇率和信心问题。争论的关键是，刺激需求的收益能否超过资金进一步撤离的代价；他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在国家已经陷入危机后介入，不能据此把危机归因于它。

国际机构的责任不能遮住国内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责任（本杰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Globalization: Stiglitz's Case》中肯定本书的挑战，同时认为作者对借款国自身的政策失误、腐败和私人部门责任着墨不足。坏结果可能由多方共同造成；即使一种替代政策听起来合理，也还需要说明它在当时条件下为什么会更有效。

国家比较未必证明保护和管制促成了成功（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

格里斯沃尔德在《Review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质疑作者对东亚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马来西亚资本管制的证据选择。一个国家在实行某项管制时取得成功，不等于成功由管制造成。他也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可能鼓励冒险，说明自由市场派同样可以反对该机构，但理由与作者不同。

指出失败，还不等于给出了可执行的替代框架（考希克·巴苏）

巴苏在《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 Stiglitz Verdict》中认可本书的道德力量，但认为其批判尚未充分展开为替代分析框架和具体方案。比如，主张因地制宜之后，仍需回答如何判断开放时机、如何约束政府，以及不同目标发生冲突时怎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