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

一句话结论

民主的稳定既需要能够参与的公民，也需要合作、克制和对共同规则的支持；作者把这些取向的混合称为公民文化。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是把它作为政治学经典来读：它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民主解释，也让人看清跨国调查怎样从个人态度推论制度运作，以及这种推论的限度。

• 先读第一章和第十五章，弄清政治文化的概念，以及参与、政府决策能力和回应性之间的平衡。
• 细读第六至九章，区分参与义务、能力意识、实际参与和政治忠诚；这些区别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 第十至十三章解释合作、组织和社会化如何关联公民能力；第十四章把分散的指标重新放回五国背景。
• 首次阅读可以略过重复的统计表，但第二章的方法讨论不能跳过；读国家比较时，要随时追问相关性是否足以支持因果解释。

核心观点

1. 制度如何运作，还取决于人们怎样理解和对待它

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及自身政治角色的取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仅有正式制度，不能保证人们会按民主所需要的方式使用它。

为什么：人们知道哪些政治渠道，会影响他们能向谁提出要求。对政府的感情和对制度正当性的评价，则影响他们愿不愿意合作、服从或反对。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又影响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可以发声的人。因此，相似的制度安排可能伴随不同的政治行为，分析制度必须同时考察这些取向。

2. 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而不是全民持续动员

作者区分地方性、臣民型和参与型政治取向。公民文化保留对日常共同体的依附、对政府权威的接受，同时加入参与政治的意愿与能力。

为什么：地方性取向主要围绕切身的生活共同体，臣民型取向主要关注政府怎样治理自己，参与型取向还关注自己怎样影响决策。现实中的个人可以同时具有这些取向。民主需要公众控制政府，也需要政府有空间作出和执行决定。作者认为，混合取向能够调节这两种要求，使参与既能约束权力，又不必占满每个人的生活。

3. 潜在的参与能力，也能约束掌权者

公民不必时时参与，仍可能通过必要时能够行动的能力和信念影响政府。作者特别关注人们是否相信自己能采取行动，而不只统计已经发生的活动。

为什么：如果公民认为表达意见毫无作用，他们更难启动参与，政府也较少感到公众压力。反过来，相信自己能够联系他人、提出要求的人，在重要利益受到触及时更可能行动。掌权者若预期这种行动可能发生，就有理由提前顾及公众反应。因此，日常活动不多与存在公众约束并不矛盾；但主观能力意识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权力。

4. 民主竞争需要分歧，也需要对共同规则的忠诚

公民文化不要求消除党派认同，而要求政治竞争不至于破坏共同体和竞争规则。反对某届政府，与否定整个政治体系，是不同的态度。

为什么：党派认同能使政治选择有意义，并推动人们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但如果把对手视为没有资格存在的敌人，失败就容易变成无法接受的结果。对共同规则的支持，使人们能够在反对具体政策时仍接受竞争继续进行。作者因而把有分歧而又受到共同认同约束的政治关系，视为稳定民主的重要条件。

5. 非政治的社会关系，也能提供政治合作的基础

人际信任、日常交往和自愿组织，与公民合作及能力意识相联系。组织不必直接从事政治，也可能具有政治上的作用。

为什么：向政府提出要求往往需要寻找伙伴，而不能只靠孤立的个人。对他人的基本信任降低了合作时的疑虑，社会联系则提供可以求助和动员的人。组织生活还可能让成员接触讨论、协调和共同办事的经验。这些关系和经验使政治合作更容易启动，不过调查中的联系并不能单独证明组织成员身份就是原因。

6. 公民能力在生活经验中形成，也会在群体间分布不均

教育以及家庭、学校、工作中的权威关系，和人们的公民能力相联系。政治文化不是人人相同、出生后便固定不变的民族性格。

为什么：教育有助于人们获取政治信息、理解公共问题和表达意见。在日常权威关系中有机会说话，也可能使人形成自己可以影响决定的期待。这些经验能够积累，并延伸到政治生活，而成年后的经历仍可能产生作用。由于教育和表达机会分布不均，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取向也会不同，国家平均值不能代替对内部差异的分析。

反对意见

相关性不足以证明文化造成制度稳定（阿伦德·利普哈特）

利普哈特在《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中审查本书的推断方法，质疑文化与政治结构的测量、案例选择以及两者关系的解释。五国之间同时存在文化和制度差异，并不自动说明前者造成后者；其他国家差异也可能影响结果。

低参与可能来自权威结构，不能只解释为稳定所需的克制（卡罗尔·佩特曼）

佩特曼在《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中强调，效能感、参与和冷漠必须结合实际权威关系理解。缺乏参与信心可能源于人们长期没有影响决定的机会；若把这种状态视为民主平衡的一部分，就可能忽略改变结构能够培养公民能力。

信任可能是民主运行的结果（穆勒、塞利格森）

穆勒和塞利格森在《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中检验因果方向，发现控制结构因素后，多数公民文化态度不能显著解释民主程度的变化，人际信任更像民主的结果。不过，他们也发现支持渐进改革具有正向作用，因此结论并非文化完全无关。

以西方民主经验理解现代化，可能预先缩窄问题（汪卫华）

汪卫华在《从公民文化到价值观变迁——西方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经验》中指出，将政治现代化等同于民主化的预设限制了这一领域。由此阅读本书，需要追问：英美经验究竟是待解释的历史结果，还是被预先设定为其他国家应当接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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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以参与本身能够培养公民能力的论证，对照本书对参与和服从之间平衡的强调。
• 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从方法入手，检查国家比较是否足以支持原著的解释。
•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通过检验反向因果，挑战先有公民文化才有民主的简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