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79-02 ·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国家与社会革命》

政治学书单第 50 名 · 社会学书单第 83 名

一句话结论

社会革命发生的关键，是国际竞争与国内阶级结构共同压垮旧国家，而下层起义及随后的组织斗争，又把国家与社会一起改造。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适合政治学进阶阅读：前半部解释旧秩序怎样崩溃，后半部解释革命为什么产生不同的新国家，只读前半部会漏掉一半论证。

第一章先抓住三个问题：什么算社会革命，国家为什么具有一定自主性，为什么要做跨国历史比较。
第二、三章连着细读，把“国家失去控制”和“农民能够起义”分开理解，再看它们怎样相遇。
第四章是全书转折；第五至七章要比较着读，特别留意法国、俄国与中国在国家重建和群众组织上的差别。
第一遍可以略读繁密的史实注释；日本、普鲁士等对照案例不要跳过，它们帮助检验“同样面对压力，为什么没有发生同类革命”。

核心观点

1. 社会革命是国家与阶级关系的共同改造

社会革命不只是换领导人或推翻政府，而是国家结构与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并伴随、部分依靠自下而上的阶级起义。

为什么：如果政府倒台后，土地支配关系和社会权力分配基本不变，就还不能解释本书研究的那种深刻转型。下层起义会破坏地主支配、地方特权及其政治基础，使危机越出统治精英之间的争权。国家瓦解又削弱对起义的镇压，让社会关系更容易被重新安排。因此，政治崩溃与社会变革必须放在同一条因果链里研究。

2. 国家有自己的组织利益，但自主性有边界

国家是具有行政、征税和强制能力的组织，不能直接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它也受财政来源和地方统治关系制约。

为什么：统治者为了维持军队、财政和国际地位，可能推动损害地主上层利益的改革。可是，国家获取资源、管理地方时又往往依赖这些上层群体。于是，维护国家组织的需要可能与维护既有阶级特权发生冲突。国家能否突破这种依赖，是它能改革自救还是陷入危机的重要条件。

3. 国际压力通过国内结构转化为国家崩溃

在本书的三个主要案例中，革命危机源于旧国家无法应付国际竞争，同时又无法顺利改变国内资源动员方式。

为什么：军事竞争及外部威胁迫使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改造军队和行政机构。农业经济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与地主上层的制度关系，限制了改革空间。当改革受阻，或者战争直接摧毁军队与行政控制时，统治者就失去维持旧秩序的能力。革命组织可以利用这个缺口，但不能仅凭革命意志解释缺口为何出现。

4. 农民能否共同行动，比不满有多深更关键

国家危机本身不足以产生社会革命；还要解释农民是否具备冲击地主支配的集体行动条件。

为什么：剥削和生活困难可以长期存在，却未必转化为广泛起义。村社内部的联系与合作能力，以及地主对地方组织的控制程度，会影响农民能否协调行动。中央镇压能力下降时，具有一定团结和自主性的农民群体更能抓住机会。中国的道路又表明，这种行动能力也可能在长期革命组织过程中逐步形成。

5. 革命会摧毁旧国家，也可能造出更强的新国家

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比旧制度更集中、组织能力更强，并能更广泛吸纳群众的新国家。

为什么：农民反抗和政治斗争削弱了地主上层及地方特权，移除了国家直接控制社会的一些障碍。与此同时，内战、反革命和外部战争迫使新领导者集中资源、建立军队与行政组织。动员原来被排除的群众，为这些组织提供人员和支持。革命因此可能同时削弱旧支配者、扩大群众进入国家事务的范围，并加强新国家的控制能力。

6. 革命后的国家形态，取决于实际的建国道路

共同的革命机制不意味着相同的结果；旧制度遗产、革命中的组织基础和战争过程，共同塑造新国家。

为什么：革命领导者必须依靠现实中能够组织起来的力量，并处理仍然存在的地方权力。法国形成现代官僚国家，俄国出现独裁型政党国家，中国则形成强调群众动员的政党国家。作者尤其区分了依托城市力量、再向农村扩展行政控制的道路，与在农村长期组织群众、逐步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因此，不能仅凭领袖宣示的理想解释革命结果。

反对意见

意识形态不只是革命蓝图（威廉·休厄尔）

休厄尔在《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中指出，意识形态也包含人们理解权威、社会身份和正当行动的共同意义结构。法国革命中的政治行动并非先由结构决定、再披上观念外衣；观念本身参与塑造冲突和选择。因此，重视意识形态并不等于退回“领袖想好了，所以革命发生了”的解释。

行动者的不满与理解不能被略去（迈克尔·泰勒）

泰勒在《Structure, Culture and Action in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Change》中质疑，斯考切波低估了法国革命前农民生活恶化和主观不满的解释价值。他也强调精英意识形态对革命进程和结果的作用。结构条件能够说明行动的机会与限制，却仍需说明具体的人为什么愿意行动、怎样理解自己的处境。

经典框架难以涵盖后来的革命形态（乔治·劳森）

劳森在四十周年评论《Happy anniversary?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visited》中肯定本书的奠基作用，同时指出它难以充分解释当代革命的多样形态。他认为，行动者之间、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贯穿革命解释，而不能只把国际环境作为国家承受的外部压力。这是在要求扩展框架，而非否认国家和阶级的重要性。

伊朗革命迫使作者调整解释（斯考切波自己的修订）

斯考切波在《Rentier State and Shi'a Islam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中承认，伊朗革命挑战了原书归纳出的发生机制：旧政权并未先经历原有案例那样的对外战争失败，却仍然崩溃。她因而加强对石油租金国家、城市社会网络和宗教资源的分析。这说明，原书的组合机制不能直接当作一切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