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63 · 霍华德·S. 贝克尔

《局外人》

社会学书单第 14 名

一句话结论

要理解谁成了越轨者，既要看他做了什么，也要追问谁制定和执行规则，以及这些反应怎样改变他的生活。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它能让你学会一种重要的社会学思路：把个人行为放回规则、互动和组织中理解，而全书的力量恰恰来自这些环节如何接起来。

第1—2章要细读，掌握越轨的关系性定义、四种行为类型和越轨生涯；不要只记住“贴标签”三个字。
第3—4章连着读：前者解释怎样学会一种行为，后者解释为什么有人能持续做下去。
第5—6章的音乐人研究不要跳过，它说明局外人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人际网络和职业压力。
第7—9章把注意力转向规则制定、选择性执行和研究者的立场。历史材料的细节可以略读，但这些论证不能省。
1963年初版有九章；如果所读版本收有1973年增订的第十章《标签理论再探》，建议读完，用来澄清标签理论的适用范围。

核心观点

1. 越轨身份由规则和社会反应共同形成

越轨身份不是仅凭行为本身就能解释的，它还取决于某个群体制定的规则，以及别人如何把规则用于这个人。研究者必须区分实际违规与被认定违规。

为什么：不同群体的规则可能冲突，因此一种行为不会在所有地方都获得相同评价。规则也不会自动、均匀地执行，谁受到追究与举报、处境和权力差异有关。因此，实际是否违规与是否被视为越轨，是两个需要分别考察的维度。把它们交叉起来，才能区分遵从者、被误指者、秘密越轨者，以及违规且被认定为越轨的人。

2. 越轨生涯要按先后过程解释

成为稳定的越轨者通常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各阶段需要不同解释。公开被识别为越轨者，可能成为改变后续生活机会的转折点。

为什么：第一次违规、继续参与和加入越轨群体，并不必然由同一个原因推动。一次行为被公开揭露后，别人可能把这个标签扩展为对整个人的判断。工作和日常交往的机会因而可能收缩，使他更依赖接纳自己的圈子。这些圈子又提供机会、技巧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推动行为持续，但这条道路并非人人必经，也不是不可退出。

3. 动机和快感也能在互动中学会

贝克尔认为，在他研究的大麻使用者中，为了享乐而使用的动机可以在实践中形成，不能一律当作使用之前就存在的心理倾向。

为什么：初次尝试者未必掌握能产生效果的使用方式。即使出现感觉，他也未必能辨认它，更不一定觉得愉快。有经验的同伴会帮助他识别感觉、解释不适，并学会欣赏这些体验。因此，持续追求这种体验的愿望，可能是学习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解释整个过程的起点。

4. 持续越轨需要跨过社会控制

学会享受一种行为，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能持续参与。贝克尔还考察供应限制、被发现的风险和道德顾虑，怎样约束大麻使用。

为什么：一个人即使愿意使用，也可能因为无法取得供应而停止。家人、同事等人的反对，以及暴露后的后果，也会使参与受到限制。使用者圈子可以提供供应渠道、保密经验和重新解释行为的理由，使这些控制逐渐失效。因此，从尝试到偶尔使用、再到经常使用，需要逐步改变参与条件，而不只是欲望增强。

5. 局外人有自己的文化与职业秩序

被主流视为不合常规的群体，并不缺少规则。舞曲乐手既有自己的艺术标准，也受到顾客、同行网络和家庭责任的约束。

为什么：乐手看重专业自主，却需要依靠顾客和雇主获得收入。顾客能影响工作机会，却未必接受乐手的审美，这会产生反复的冲突。同行之间因共同处境形成认同，并可能通过自我隔离强化与外人的边界。与此同时，工作介绍依赖圈内关系，家庭又要求稳定收入，使职业选择成为艺术追求与谋生条件之间的调整。

6. 规则需要推动，执行者也有自身利益

规则的产生和落实，需要有人主动推动。贝克尔把相关行动者称为道德企业家，并区分规则创造者与规则执行者。

为什么：抽象的道德价值不会自行变成具体禁令，需要行动者把问题公开化、争取支持，并推动规则形成。规则创造者可能真诚相信自己在改善社会，但其目标仍要经过专家、组织和利益协调才能落实。执行者则还要考虑资源、工作成效和别人是否尊重其权威。因此，规则执行往往具有选择性，实际结果也可能偏离改革者最初的道德愿望。

反对意见

解释标签，不能代替解释行为起因（罗纳德·阿克斯）

阿克斯在1968年的《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Social Definitions and Behavior》中强调，社会学既要解释行为怎样被定义，也要解释人为什么实施这些行为，最终还要说明两者怎样相互影响。这对只关注社会反应的标签研究构成限制：弄清谁被抓住，并不等于弄清谁为什么先开始违规。不过，这也不能被用来否认贝克尔书中已有的学习过程研究。

同情局外人，还需要说明立场的根据（阿尔文·古尔德纳）

古尔德纳在1968年的《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中，批评贝克尔及其研究取向可能把对弱者的同情当作未经说明的立场。他认为，缺少权力本身并不自动赋予一个群体道德上的正确性，研究者还必须追问痛苦的制度来源。文章主要回应贝克尔1967年的演讲，也直接讨论《局外人》，并指责这一路研究对基层管理者的批评多于对更高层制度的分析。

还要解释标签权力的结构来源（泰勒、沃尔顿、扬）

伊恩·泰勒、保罗·沃尔顿和乔克·扬在1973年的《The New Criminology》中认为，标签研究揭示了社会反应，却不足以说明阶级关系、国家和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共同塑造违规行为与管制。他们要求把行动者的选择、眼前的互动和更广泛的历史结构放在同一个解释里。这是在承认贝克尔贡献的基础上，追问为什么某些群体能够长期掌握制定和执行规则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