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860-09 ·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历史书单第 28 名

一句话结论

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的政治竞争、个人意识与古典学问相互推动，形成了现代欧洲文化的早期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自由、自负与暴力之间的紧张。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适合放在历史学科书单中读：它展示了怎样把政治、文学、教育、社交和宗教连成一个时代的解释，但其中的中世纪对照和群体概括需要结合后来的研究检验。

先细读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篇，抓住全书骨架：政治环境怎样改变人理解国家与自身的方式。
第三篇第一章是关键，能避免把文艺复兴误读成古书重新流通的结果；其余章节着重看学校、赞助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实际工作。
第四至第六篇都值得读，它们说明个人意识怎样进入观察、社交与信仰；首次阅读可略读密集的人名和拉丁诗歌例证，但不要跳过第五篇的女性地位和第六篇的道德讨论。
把它当作文化史的解释范例，而非系统的绘画、雕塑、建筑通史；复习时应能说明六篇之间的联系，而不只是记住“个人的发现”。

核心观点

1. 国家成为可以有意识设计的作品

意大利的国家不再只是承袭下来的等级秩序，也成为统治者和政治家主动组织、计算与改造的对象。“艺术工作”在这里强调人为塑造，不意味着政治优美或仁慈。

为什么：在布克哈特的解释中，教皇与皇帝的长期冲突留下了许多缺乏稳固合法性基础的地方政权。它们要生存，就不能只依靠继承来的权利，而必须不断筹划财政、军队、官员和外交。国家因此更容易被当作一套可以调整的手段与安排来处理。共和国和暴君政权都可能具有这种自觉，而精密的组织也可能服务于压迫。

2. 个人意识在竞争与不安全中成长

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的重要变化概括为：人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独特能力与性格，而不只是通过家族、团体和身份理解自己。这种发展既见于共和国，也见于专制政权。

为什么：暴君、雇佣军首领及其身边的秘书、官员和诗人，都必须依靠个人本领应付不稳定的处境，因此更认真地发现和使用自己的能力。共和国的党派更替同样迫使政治人物发挥个人才干，失败者则可能转向私人生活或流亡。对一些失去故乡庇护的人来说，能够随身携带的学识与技能尤其重要。这种自我塑造进一步表现为多方面才能的发展，以及凭个人成就获得现世声誉的追求。

3. 古典复兴通过现实社会发生作用

古希腊罗马文化很重要，但它不是文艺复兴的唯一发动机。作者强调，古典资源与意大利已经形成的政治生活、个人能力及文化需求结合，才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什么：古代著作提供了写作形式、政治经验、人物典范和教育材料，使新的追求获得了丰富的表达工具。学校、藏书和抄写、印刷活动让这些资源能够传授和传播。市民、君主与教皇的支持，又使古典学问进入教育、秘书工作、外交和日常交往。人文主义因此不只是怀念过去，也是一种可以从事的职业和可以使用的本领。

4. 发现世界与发现人，是观察方式的变化

“发现”不只是抵达新地方，还包括更主动地观察自然、描写景物、辨认性格和记录个人经历。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成为值得细察的对象。

为什么：作者认为，个人意识的发展使人既愿意探究外界，也愿意辨认自己的经验。旅行和商业往来扩大了可观察的范围，古代地理、历史和文学则提供了整理与表达经验的工具。当观察者较少把眼前事物仅仅套入传统成见时，自然的细节和人的差异便更容易被记录。一个愿意接受和回应研究的文化环境，还能使零散的个人探索成为较广泛的风气。

5. 教养与庆典把文化变成共同生活

文艺复兴文化不只存在于书和艺术品中，也体现在语言、举止、交谈、家庭生活与公共节庆里。作者认为，教养和个人表现逐渐削弱了门第对社交资格的独占。

为什么：贵族与市民共同居住在城市，使双方的利益、趣味和交往发生接触。共同的文学和语言修养，为不同出身的受教育者提供了交流基础，谈吐与才能因而成为评价人的重要标准。庆典进一步把诗歌、服装、图像和表演组织成公众可以观看的整体，让宗教和世俗观念获得可见形式。不过，这种交往扩大不能直接等同于所有人的财富、权利和机会平等。

6. 个人发展既能创造文化，也能动摇约束

布克哈特没有把文艺复兴写成单向的道德进步：高度发展的个人可能创造卓越作品，也可能走向报复和自利。宗教则出现个人化、怀疑与传统信仰并存的复杂状态。

为什么：当政治权威本身暴虐、缺乏公信力时，个人更容易认为自己必须亲自维护利益与尊严。成功的自私行为又为他提供榜样，使个人判断可能凌驾于共同约束之上。在宗教方面，教会的腐败削弱其权威，新知识与现世生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但人对神圣事物的需求并未因此消失，所以批评教会、私人信仰、占星和忏悔热情能够同时存在。

反对意见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没有那么整齐的断裂（哈斯金斯）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研究古典学术、法学、翻译、科学和大学的发展，说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内部已经发生大规模知识更新。这削弱了把中世纪整体当作尚未觉醒的背景的做法，但并不否认后来意大利文化的独特成就。

少数杰出女性不能证明女性整体获得解放（琼·凯利－加多尔）

琼·凯利－加多尔在《女性经历过文艺复兴吗？》中，直接质疑布克哈特关于男女地位相当的判断。她要求把教育和文化表现，与性自主、财产、政治权力及社会规范一起衡量，并指出尤其对统治阶层女性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选择空间反而收缩。争论的关键是：文化上的显眼，是否足以证明实际地位提高。

保存下来的作品未必代表整个时代的精神（贡布里希）

恩斯特·贡布里希在与彼得·伯克的文化史对谈中，警惕从保存不均的作品和记载推断整个时代共有的精神。富有、识字、得到赞助的人留下了更多材料，历史学家容易把他们的生活当成全社会的面貌。这个批评要求读者逐项追问：材料属于哪些人，能把结论推广到哪里。

个人主义解释忽略了劳动与阶级关系（齐思和）

齐思和在中译本序言中，肯定本书把历史扩展到政治和战争之外，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批评它偏重上层人物、忽略劳动人民，并认为个人主义不足以解释历史变化。这提醒读者：即使接受作者描写的文化现象，仍需追问支撑教育、闲暇与赞助的社会经济条件。

个性表达仍要放回共同规则与赞助关系中（彼得·伯克）

彼得·伯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中，把文化生产放回社会背景、赞助制度、共同惯例与文化冲突中解释。与突出个人觉醒的叙述相比，这种研究更关心：谁能获得训练，谁出钱，作品面向谁，以及创造者受到哪些限制。它修正了把文化变化主要归于杰出个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