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689 · 约翰·洛克

《政府论》

法律书单第 30 名

一句话结论

政府的权力来自自由人的同意，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政府转而摧毁这些权利时，人民有权重新安排政府。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适合法律学科的读者：它把服从法律的理由、国家权力的边界和反抗暴政的条件连成了一套论证，上篇则说明这套论证为什么必须从反驳父权王权论开始。

先读下篇第二至五章、第七至十一章、第十八至十九章，抓住自然权利、财产、同意、有限政府与反抗权之间的联系。
再读上篇，重点看父亲身份、财产所有权和继承为何都不能直接产生统治权；逐条解释《圣经》的重复部分可以快读，但不能把上篇整体跳过。
下篇第六章、第十二至十七章值得补齐：它们处理亲子关系、权力划分、特权、征服与篡夺，能防止把全书读成几句政治口号。
首次匿名出版于1689年，首版扉页标1690年。阅读时也要区分实际出版背景、主要写作背景，以及作者所说的正当政府应当怎样。

核心观点

1. 统治权不能从父权、财产权或祖先身份直接推出

上篇反驳菲尔默把王权追溯到亚当的理论。洛克要求分别说明一种权力从哪里来、为谁服务、能够管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父母照顾和教育尚未成熟的孩子，并不因此取得任意处置孩子生命的权利。母亲同样拥有亲职权利，这也破坏了从父亲身份推出唯一君主的论证。拥有土地或物品，只能说明对这些财物的权利，不能自动证明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即使暂且承认亚当曾拥有君权，也还要证明它能够继承、继承规则是什么，以及今天谁是合法继承人，否则这套理论仍无法辨认正当统治者。

2. 自然自由受自然法约束，自然状态不等于战争状态

人在政治共同体成立之前，就具有自由、平等的地位，同时负有不侵害他人的义务。没有共同裁判者，与已经发生敌对暴力，是两种不同的处境。

为什么：洛克认为，人同为上帝的造物，具有共同的自然地位，不能把别人当成供自己任意处置的工具。理性由此要求人保存自己，也在不与自身保存冲突时保存他人，尊重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物。自然状态缺少共同的世俗裁判者，但仍有这些约束，所以其中可以存在和平与合作。无权的武力及奴役企图才会造成战争状态，而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已有政府的社会内部。自然状态中的个人能够执行自然法，但惩罚须服务于赔偿和防止再犯，不能成为任意报复。

3. 劳动解释最初占有，使用限制与货币解释财产的变化

自然资源起初为人类共有，劳动使其中一部分能够成为个人财产。不过，最初占有有条件；货币的出现又使不平等积累成为可能。

为什么：资源必须经过采集、加工或耕作，才能真正用于维持生活；如果每次使用都要先取得全人类同意，人就可能守着丰富资源而挨饿。一个人的劳动属于他，因此劳动把某物从自然共有状态中取出，为其私人占有提供理由。最初的占有受不得任其腐坏、至少给别人留下足够且同样好的资源等条件约束。人们接受不易腐坏的货币，便能把多余产品换成可长期保存的财富，洛克据此解释人们如何默许不均等的占有。进入政治社会以后，具体的财产权利还由共同体的法律加以规定，并非只凭最初的劳动事实就能解决全部产权争议。

4. 同意使共同体成立，多数决定使共同体能够行动

自由人通过彼此同意组成政治共同体；共同体成立后，通常以多数决定作为整体行动的办法。加入共同体的同意，与逐项赞同每一条法律，并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既然没有人天生是另一个人的政治主人，建立政治隶属关系就需要解释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同意与他人组成一个整体，也就承诺让这个整体能够作出对成员有约束力的决定。如果每件事仍须全体一致，意见分歧和成员缺席就会使共同体无法行动，破坏结社本来要达到的目的。洛克因此把接受多数决定视为加入共同体所包含的义务，除非成员约定了更高的表决门槛。他还区分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享用一国土地、道路或保护会产生相应的守法义务，但仅仅居住，并不等于已经明示加入而成为永久成员。

5. 政府提供公共裁判，但它的受托权力有边界

政府是为更可靠地保护权利而设立的公共机制；洛克有时把生命、自由和产业统称为财产。立法权虽在政府内部居于最高地位，仍受自然法、公共利益和人民授权的限制。

为什么：自然状态中的人容易偏袒自己，正确裁判也可能无力执行，因此需要共同认可的规则、公正裁判者和执行力量。人们交出自行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是为了让既有权利获得更稳定的保护。个人不能把自己本来没有的任意毁灭他人的权力交给政府，所以立法者也不能因为获得授权就任意支配人民。公布而稳定的法律、同一规则约束不同身份的人、经人民或代表同意的征税，以及立法与执行的区分，都用来防止受托者把公共力量变成私人利益的工具。法律又不可能预见一切，因此执行者可以为公共利益行使特权，但这种裁量仍须服从设立政府的目的。

6. 破坏委托的政府会失去权力，人民可以重建政府

政府持续侵犯权利、破坏合法立法机关或试图使人民受制于任意权力时，会丧失受托资格。人民能够抵抗并重设政府，而政府解体不必等于政治共同体解体。

为什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保护人民的委托，不能只靠实际掌握武力来维持。受托者若系统地摧毁本应保护的东西，就是把人民重新置于无权暴力之下，使原有的服从理由失效。共同体因此可以收回权力，设立新的立法机关，以恢复原先寻求的安全。洛克并不把每次政策失误都当作革命理由，而是强调持续的滥权和清楚显露的奴役意图；让掌权者知道背信会失权，也有助于阻止他们首先破坏法律秩序。

反对意见

没有真实退出机会，居住未必算同意（大卫·休谟）

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用原始契约和默示同意普遍解释政治义务。许多政府并非通过自愿协议形成；贫穷、语言障碍和生计依赖也使普通人无法自由离境。如果没有可行的拒绝选项，就不能轻易把继续居住解释为自愿授权。这直接挑战洛克从享用领土与保护推导守法义务的说法。

让人民判断政府是否违约，可能重开主权争执（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七、十八章提出不同的契约结构：臣民彼此约定授权主权者，主权者本身并非这份契约的当事人，因此不能以主权者违约为由解除其主权。这部书早于《政府论》，并非对洛克的直接回应，却构成明确的理论对立：洛克把保留最终纠错能力视为安全保障，霍布斯则担心重新争夺最高裁判权会破坏和平。

以耕作和改良衡量土地权利，可能替殖民剥夺辩护（芭芭拉·阿尼尔）

阿尼尔在《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ce of English Colonialism》中把财产论放回英国殖民的背景。她认为，洛克重视农业劳动和土地改良的论证，能够使欧洲人的生产方式成为判断有效占有的标准，贬低原住民已有的土地利用与权利。问题在于：一套声称保护普遍权利的理论，可能先通过特定的劳动标准，把一些人的权利排除在保护之外。

自由契约可能掩盖家庭中的性别支配（卡罗尔·佩特曼）

佩特曼在《性契约》中批评经典社会契约叙事：表面上自由平等的个人及其自愿契约，可以与男性支配女性的社会关系并存。这个批评针对契约传统，也为阅读洛克提供了具体问题：反对父亲拥有绝对政治权力，是否就足以保证婚姻和家庭中的平等？不能因为上篇击破了父权王权论，就认定所有性别权力关系都已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