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2011 ·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政治学书单第 13 名

一句话结论

福山认为,稳定的现代政治秩序要靠三样东西同时到位:能办事的国家、约束统治者的法治、对民众负责的问责制度,而三者在历史上各走各路、很少碰到一起,这也是“走到丹麦”这么难的原因。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但不必从头啃到尾:全书六百页上下,是一部横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历史大叙事。把导论、第一部分和几个关键章节读透,就能拿到全书七成的价值。

必读:导论和第一部分(第1到5章),尤其是第3章“表亲的暴政”,讲清了全书最底层的假设:人天生偏向亲属。
必读:第7章“战争与中国国家的兴起”,这是“中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这一著名论断的出处,也是全书最有辨识度的部分。
必读:第17、18章(法治的起源;教会变成国家),讲欧洲法治为什么和宗教权威有关。
可选读:第四部分(可问责政府),看英、法、西、俄、匈等国走向分叉的案例,读起来比较累,可以挑英国和法国两个对照着看。
可以跳读:印度(种姓制度)和奥斯曼帝国的章节,时间紧时只看每章开头结尾即可。
这是上下两卷中的第一卷,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想知道现代民主国家为什么会“政治衰败”,要接着读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

核心观点

1. 稳定政治秩序需要国家、法治、问责三者平衡

福山把现代政治制度拆成三部分:有能力集中并使用权力的国家、约束统治者的法治、让统治者对社会负责的问责机制。三者齐备且互相平衡,才算他所说的“丹麦”。

为什么：国家负责集中暴力、征税和执行规则,没有它就谈不上秩序。但一个强国家如果不受约束,统治者就会把权力用于自己和亲信,所以需要法治,让统治者也受规则约束。法治又只是对权力的外部限制,真正让统治者有动力为大多数人办事的,是问责,也就是统治者要向社会交代。三者在历史上多半各自出现,而且互相拉扯:国家越强越不愿被约束,约束越多国家越难办大事。所以福山说,多数社会只拿到其中一两样,三样平衡的情形很少见。

2. 亲属和互惠是人的天然政治倾向,国家是反天性的构造

福山认为人不是霍布斯笔下的孤立个体,也不是卢梭笔下的和平原始人,而是天生偏向亲属、偏向有来有往的熟人。早期社会靠家族和部落组织,国家是后来才硬造出来的。

为什么：他借用进化生物学的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人倾向于帮助有血缘的人,也倾向于回报帮过自己的人。这两种倾向让早期社会靠亲属纽带自然组织起来,不需要国家。国家要求人们服从陌生人、按非人格的规则办事,这与天性相冲突。所以一旦国家的约束放松,官员和统治者就会把权力往亲戚、朋友手里转,政治秩序滑回“家族化”。国家建设的难点,就在于一再克服这种天性。

3. 战争迫使国家变成非人格的现代国家:秦的例子

福山认为,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是非人格:官员按能力而不是血缘选拔,国家有统一的税收和军队。中国在战国时代先走到了这一步,秦统一(前221年)时已经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官僚国家。

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列国长期混战,谁的动员效率低谁就被灭掉,国家之间处在生死竞争中。要在竞争中活下来,就必须按军功和能力选人,而不是按出身和血缘,必须建立能直接向农民征税、征兵的体系,不再依赖贵族中介。这些做法削弱了贵族和宗族的力量,也使官僚体系具备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特征。竞争把没有这样改革的国家淘汰了,留下来的就是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国家。

4. 家产制复辟是政治衰败的常态,各文明各有对策

福山认为,任何精英掌权后都会想把职位和财富传给亲属,国家不断被“私家化”。他把这叫家产制(patrimonialism),它是国家建立之后最持久的威胁。

为什么：同样源于亲缘选择:官员有了权力,天然想让家人分享,官职于是变成世袭财产,国家就失去中立。为了防止这点,不同文明想出了不同办法:关键是找一批“没法把职位传给后代”的人。中国用宦官和科举考试,伊斯兰世界用买来的奴隶兵(马穆鲁克、奥斯曼的近卫军),这些人与本地家族没有联系,只忠于统治者;天主教教会则靠神职人员独身,并通过限制近亲婚姻和鼓励遗赠,削弱了亲属群体对财产的控制。这些办法有效,但不持久,时间一长又会被亲属化。

5. 法治的根源在于独立于统治者的宗教权威

福山认为,法治是指统治者也要服从一套高于他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在历史上通常来自宗教:当有一个独立于君主的宗教团体掌握法律解释权时,统治者才会受到约束。

为什么：在印度,婆罗门掌握神圣法(达摩),国王没有资格改写;在伊斯兰世界,乌理玛掌握沙里亚法的解释;在欧洲,天主教会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并与世俗君主长期争夺权威。这些宗教团体的合法性不来自君主,所以能在君主之外提出规则,迫使君主遵守。中国没有这样独立的宗教权威,皇帝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天命的承受者,国家虽强,却没有高于皇权的法律。欧洲的特殊之处在于,教会本身变成了一个有官僚、法庭、法律体系的类国家机构,并与世俗政权形成持久的对峙。

6. 问责政府取决于社会精英能否联合起来约束君主

福山认为,近代欧洲有的国家走向了议会式的可问责政府,有的走向了专制,差别不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精英与君主的力量博弈决定的。

为什么：君主要打仗、要养军队,就必须征税,而征税需要有人合作。如果贵族、乡绅和城市能团结起来,拿“不经同意不纳税”与君主谈判,就能换来制度化的约束,议会由此诞生。如果君主有其他财源,或能把精英拆散收买,就能绕开谈判。他举的对比是:法国国王靠出售官职换钱、给贵族免税换忠诚,把精英变成既得利益者;西班牙靠新大陆白银不用与精英谈判;英国的乡绅和议会则在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冲突中守住了自己的权利。所以福山强调,政治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不能简单从经济发展推出来。

反对意见

历史讲得精彩,却没回答“怎么走到丹麦”(《卫报》书评)

书评认为,福山在开头提出了怎样才能建成像丹麦那样稳定繁荣的社会这个问题,但全书只是讲历史,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说这本书是“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批评的重点是:理论框架是回顾性的,读完并不能知道今天的国家该做什么。

中国官僚制“现代”的程度被夸大,书也没有真正摆脱西方中心(Martin Hewson)

Hewson 在书评中指出:中国官员主要背诵经典而不是掌握实务知识,算不算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值得怀疑;战争和野心哪里都有,理性官僚却很少出现,说明福山漏掉了别的前提条件。他还认为福山声称不以西方为中心,结果仍以西方自由为叙事重点,又略去了古希腊罗马,逻辑上不一致。

普适演化模型套不进具体历史,把秦说成第一个现代国家过分强调暴力(Gregory Melleuish)

Melleuish 认为,福山的演化模型在处理具体历史个案时有困难:强调秦是“第一个现代国家”,过分看重强制和暴力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为了让罗马适应模型,福山把罗马放进接近酋邦的位置,而罗马实际上更依赖合作与网络。他主张从真实的政治社会出发,而不是先套一个普适模型。

国家能力不是关键,治理质量才是(Alina Mungiu-Pippidi)

Mungiu-Pippidi 评论福山这两卷政治秩序著作时指出:现实中找不到一个社会资源按私人关系分配、腐败成风,国家能力却很高的国家,所以不是国家能力在先,而是治理质量(公平、非特殊主义)决定发展;福山也没有给出解释政治为何变化的清晰理论,对制度与组织的区分也不够一致。注意这篇评论主要针对第二卷,但批评的是整个研究路线。

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问题在政治包容而非国家强弱(Acemoglu 与 Robinson)

Acemoglu 和 Robinson 认为决定长期繁荣的是制度是否包容(政治权力分散、经济机会开放),而不是国家是否强大;他们认为强势国家下汲取性制度可以带来一时增长,但难以长期持续。这与福山强调先有强国家、再谈法治和问责的顺序形成对照。福山自己也在2012年的评论里批评他们的模型难以解释中国的成功,两派分歧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