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73-09 ·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文化的解释》

社会学书单第 33 名

一句话结论

要理解社会生活，既要看人做了什么，也要弄清这些行动在当地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意义怎样影响人的感受、身份和行动。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尤其适合想理解社会学为何需要研究意义与象征的读者。这部论文集既提出解释文化的方法，也把它用于宗教、政治和社会变迁；读完全书，更容易看清这套方法的力量和局限。

先读第一章和第十五章：前者说明什么是深描，后者用斗鸡展示怎样从具体活动读出社会意义。
第二、三章说明文化为何参与人的形成；第四、五章和第八章分别展开宗教与意识形态，值得慢读，比较它们怎样把世界解释与行动倾向联系起来。
第六章能纠正“文化总能维持社会和谐”的误读；第九至十二章把意义解释带入建国、身份和政治冲突，是社会学读者应重点读的部分。
第七、十三、十四章可在掌握主线后读，分别观察宗教变化、作者与结构主义的分歧，以及人的身份、时间观念和交往方式之间的联系。阅读时反复追问：作者看到了什么，又凭什么把它解释成这个意思？

核心观点

1. 解释行动，要读懂公共意义

文化是人们借助符号共同理解生活的意义网络。深描要解释行动在具体情境中是什么意思，而不只是详细记录动作。

为什么：同样的眼皮收缩，可能是抽动、使眼色，也可能是在模仿别人使眼色，动作外形不能替我们作出判断。差别来自参与者理解的约定、相互关系和当时的情境。研究者因此要把行动放回这些公共联系中，提出能够说明具体细节的解释。在格尔茨看来，这种研究重在辨明意义，不能只靠寻找行为规律，也不能仅凭故事讲得连贯就算解释成功。

2. 文化参与人的形成

文化不是一个已经完成进化的人后来穿上的外衣，而是人类能力形成和个人成长的组成部分。人的普遍生物能力，需要通过具体文化才成为实际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人的先天能力给出了广泛的学习可能，却没有把每一种行动都预先规定好。语言、工具和社会规则提供身体之外的指引，使人能够组织经验、协调行动。在格尔茨提出的演化图景中，工具使用和协作改变了生存环境，又影响身体和脑的发展，新的能力再支持更复杂的文化。因而，不能先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正常人，再把各地习俗当作附加差异；这是关于人与文化相互形成的论证，其中的具体演化推断仍须接受科学研究的检验。

3. 宗教让世界观与生活态度相互确认

宗教通过象征和仪式，把“世界是什么样”与“人应当怎样生活”连接起来。它的力量不只来自教义，也来自人们在实践中感受到的真实和合理。

为什么：苦难、混乱和不公会使人怀疑生活是否还能被理解。宗教提供关于世界根本秩序的图景，让某些情绪、价值和行为显得有根据。仪式又让参与者亲身经历这些情绪，使抽象图景获得切身的真实感。于是，世界观为生活态度提供理由，仪式中的感受又反过来支持世界观；这解释的是宗教信念怎样发生作用，并不是证明其超自然主张为真。

4. 意识形态为政治行动提供意义地图

意识形态不只是掩饰利益的谎言或宣泄焦虑的出口，也为人们理解复杂政治处境、判断敌友和选择行动提供象征框架。

为什么：指出某种观念服务谁的利益，或来自什么社会压力，还没有解释它为何以这种形式出现。社会变动使旧的判断框架失去把握力时，人们需要重新理解自己身处何处、能够做什么。比喻、故事和政治象征把抽象处境组织成可以感受和讨论的图景，从而连接情绪、判断与行动。不过，象征能否获得认同取决于具体语境，理解其意义也不等于认可它的政治主张。

5. 文化意义与社会关系可能脱节

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相互联系，却不是同一回事，也不保证同步变化。原本表达团结的仪式，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可能暴露冲突。

为什么：一种仪式通常预设参与者共享某些价值，并以特定方式相互承担义务。职业、阶级和政治归属发生变化后，住得近的人未必仍有相同信念，但旧仪式仍要求他们共同参与。日常生活中可以暂时回避的分歧，便会在必须共同表态的场合集中出现。格尔茨因此把仪式失灵解释为意义框架与现实关系之间的不协调，而不是简单归因于人们不再相信传统。

6. 建国须协调身份归属与公民秩序

反殖民运动能够把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却不能自动解决独立后“我们是谁、怎样共同生活”的问题。新国家必须处理群体归属与共同政治秩序之间的张力。

为什么：共同反对殖民统治的目标淡去后，语言、宗教和族群差异会重新进入政治争论。国家掌握资源、职位和承认，也使这些身份与群体地位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人们把某些归属体验为与生俱来、不可随意选择，因而不能简单用物质利益交换来处理。格尔茨所说的原生情感是这种被体验为给定的归属，并非生物学上的天性；整合的难题在于让它们能够与共同的公民政治相容。

反对意见

只解释宗教意义，会遗漏权力怎样塑造宗教（塔拉勒·阿萨德）

阿萨德在《Anthropological Conceptions of Religion: Reflections on Geertz》中批评，宗教象征获得权威，并不只靠它们怎样表达世界观，还取决于制度、纪律和历史形成的权力关系。他也质疑格尔茨把接近现代基督教某些经验的宗教观推广为普遍定义。这要求研究者追问：谁有权规定正确的信仰与实践，人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宗教主体的？

有启发的解释，尚不足以证明方法更优（保罗·尚克曼）

尚克曼在《The Thick and the Thin: On the Interpretive Theoretical Program of Clifford Geertz [and Comments and Reply]》中，以巴厘附体和格尔茨另一部著作《剧场国家》的分析检视整个解释方案。他质疑，解释人类学是否已经证明自己比其他社会科学方法更有解释力。批评的焦点是证据与方法的说服力，而不是否认文化意义值得研究。

意义解释还应连接观察、比较与社会批判（莫妮卡·克劳泽）

克劳泽在《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al Classification. Geertzism and Beyond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中，批评社会学对格尔茨的部分接受方式。她认为，对深描与意义解释的推崇可能因论述含混而遮蔽其他解释学传统，也未充分回答如何观察、比较和评价不同社会安排的问题。这项批评既涉及格尔茨的方案，也涉及后来研究者怎样使用它，不能全部算作对本书具体分析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