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2000 ·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独自打保龄》

社会学书单第 9 名

一句话结论

美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不再加入社团、不再串门、不再彼此信任,社会资本因此大幅流失,而这会拖垮教育、治安、经济、健康和民主;不过作者认为它可以像一百年前的进步时代那样被重建。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但不必逐页读完。全书约540页,核心论证只有一条主线(衰落、原因、后果、出路),第二部分的数据堆得很密,抓住结论即可;想系统理解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人,建议读完第一、三、四部分。

先读第1章(问题和概念)和第15章(原因的总结),这两章合起来就是全书骨架。
第二部分(第2到9章)是逐项列证据,政治、宗教、工作、友谊、慈善、信任各一章。挑自己关心的两三章细读,其余扫一眼每章结尾的小结即可。
第四部分(第17到21章)讲社会资本的后果,第22章讲它的阴暗面,这一章最能看出作者没有把社会资本浪漫化,不要跳过。
最后两章(第23、24章)是药方,可当作一份美国公共政策的思考清单来读。
书后附录有数据口径说明,做研究时才需要细看。

核心观点

1. 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长出来的互惠和信任

社会资本指社交网络,以及网络里形成的互惠规范和信任。作者把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认为它同样能让个人和社区变得更有生产力。

为什么：作者认为关键在于重复的面对面往来。人们经常见面,就会反复互相帮忙,吃亏了还有机会讨回来,这样慢慢形成“你今天帮我,我日后会还”的一般性互惠。有了互惠,陌生人之间也敢信任,办事的交易成本就低了,集体行动更容易发起,坏消息和好机会也传得更快。他还区分了两种社会资本:内聚型把相似的人黏在一起,桥接型把不同的人连起来。前者适合互相支撑,后者适合获取信息和扩大视野。这个区分后来成了第22章讨论阴暗面的基础。

2. 美国的公共生活和社会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全面而持续地萎缩

作者认为这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投票、参加社区会议、加入社团、上教堂、串门、一起吃饭、互相信任,几乎所有衡量面对面往来的指标都在下降。

为什么：他的推理是:如果只有某一类组织(比如工会)在衰落,可以解释成行业变化;但政治、宗教、工作、休闲、家庭和朋友圈子同时向下,而且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就说明有深层的共同原因。他还特意区分了“名义会员”和“真正参与”:很多团体的会员数没掉,但会员只是寄一张支票,没人去开会,所以参与度的下降比会员数字显示的更严重。他据此判断,衰落发生在所有关系的“日常往来”层面,而不只是组织层面。

3. 原因里最大的是世代更替,其次是电视,再其次是时间压力和郊区化

作者估算,衰落中约一半来自世代更替,约四分之一来自电子娱乐尤其是电视,约各10%来自工作和经济压力、郊区蔓延,其余未能解释。(这些份额互有重叠,不是简单相加。)

为什么：世代更替的逻辑是:在“二战”前后成长、经历过全国性危机的那一代人,公民参与度特别高;他们年老退出后,被成长于电视时代、参与度低得多的后辈取代,于是整体社会资本下降。电视的机制是占用时间、让人更倾向在家被动消费,并让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悲观、更不信任他人;他发现重度看电视的人参与度低,而且恰恰是看娱乐节目而非新闻的人参与更少。郊区化则让通勤变长、居住与工作分离,每多通勤一段时间,就少一份花在社区上的时间。他强调这些是相关证据加排除法,不是实验证明,所以对各自份额的估计带有不确定性。

4. 社会资本衰落的代价是真实的:孩子、治安、经济、健康和民主都受影响

作者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可有可无的“温情”,它影响具体的、可测量的结果。社会资本多的地方,孩子学业更好、街区更安全、经济更有活力、人更健康,政府也运转得更好。

为什么：每一条背后有不同的机制。对孩子来说,有社区支持和家长参与的环境,能提供监督、榜样和额外资源。对治安来说,邻居彼此认识,就更愿意互相看着、出面制止。对经济来说,信任降低交易和监督成本,人脉传递就业信息。对健康来说,有社会联系的人得到情感支持、获得更好的信息,也更不容易孤立无援。对民主来说,公民在社团里练习合作和讨论,政府才有人监督、有人参与。他还强调比较研究的结论是:控制了贫富、教育等因素以后,社会资本仍然有独立的解释力。

5. 社会资本也有阴暗面,但在总体上利大于弊

作者承认社会资本可能被用来排斥外人、强化偏见,甚至服务于恶的目的,但他认为这不是放弃它的理由,而是需要多发展跨群体的桥接型联系。

为什么：他的推理是:内聚型社会资本对内部成员很有价值,但对外可能制造排斥,例如封闭的小团体、种族隔离的邻里。然而他指出,历史上许多推动平等的运动(如民权运动)恰恰是靠教会和社区组织这类社会资本动员起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社会资本多不多,而在于它是否同时有“桥接”:让不同背景的人在共同事务里打交道。他认为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要靠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去实现,而不是靠削减它。

6. 重建是可能的:参照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先例,发动一次新的结社创新

作者认为美国在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也经历过类似的社会解体(工业化、城市化、移民),随后在进步时代通过大量新组织和改革重建了社区,今天可以重演。

为什么：他的推理是:先例说明社会资本不是不可逆的衰落,而是一种可以被有意识地重新创造的东西。进步时代的人们发明了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美国红十字会、各类俱乐部等新的组织形式,正好回应当时的新问题。所以他呼吁从学校、工作场所、城市规划、宗教、艺术、政治等方面各自找出让人重新走到一起的新形式,并且认为互联网是否能成为新的联系方式还有待观察,不能想当然。他承认没有人能保证成功,但认为历史上有成功的先例,所以值得尝试。

反对意见

衰落的证据不如作者说的那么确凿,美国人的联系是在改变而不是在消失(克劳德·费舍尔)

费舍尔在2005年的文章《Bowling Alone: What's the Score?》(《社会网络》期刊)中逐项检查帕特南的证据,认为多项指标的下降没有书里描述得那么一致;他后来的著作《Still Connected: Family and Friends in America since 1970》(2011)进一步论证,美国人与家人、朋友的联系总体上更多是形式变化而非大幅减少。

组织的变化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公民突然不爱参与了(西达·斯考切波)

斯考切波在《Diminished Democracy》(2003)里认为,美国过去的大型会员制联合会把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后来被专业化、由职员管理的倡导型组织取代;问题在于组织结构和精英的选择,而不只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变了,所以单纯把原因归于世代和电视是不够的。

公民参与并没有衰落,反而在增长(埃弗里特·拉德)

拉德在《The Ladd Report》(1999)中用调查数据论证美国公民社会依然活跃,例如志愿者人数在1977到1995年间增加了一倍,认为社会资本从未真正凋零,帕特南看到的只是某些传统组织形式在衰落。

网络时代的社会联系已转为“网络化个人主义”,不能用老标准衡量(雷尼与韦尔曼)

雷尼与韦尔曼在《Networked》(2012)中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已从家庭、单位、社团变成以个人为中心的松散网络;用传统会员制社团的参与度衡量社会资本,会漏掉这种新的联系方式。

总体指标并不一致:信任下降,但结社并没有同步下降(帕梅拉·帕克斯顿)

帕克斯顿在1999年的论文中用多项指标重新评估美国的社会资本,据二手介绍,她发现机构信任确实下降,但结社方面没有明显下降,说明衰落没有书里描述得那样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