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91 · 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第三波》

政治学书单第 42 名

一句话结论

民主化会成批出现，但能否发生、怎样发生、能否站稳，分别取决于社会条件、政治行动者的选择和对竞争规则的接受。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它把民主化的原因、过程和巩固分开解释，是理解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入口；但应把它当作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解释，而不是各国必经的路线图。

第一章先读清民主与浪潮的定义，否则容易把放宽管制、举行选举和建立民主混为一谈。
第二至四章值得细读：一边看社会与国际条件，一边追问谁利用了这些条件、怎样改变了各方的选择。
第五章不能跳过：军队、旧政权罪行、执政失败和和平轮替，决定转型成果能否持久。
第六章要放回1991年的视野阅读；案例细节可择读，但不要跳过作者对逆流和预测局限的讨论。

核心观点

1. 先界定民主，再辨认浪潮

亨廷顿主要用竞争性选举界定民主：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人，要由广泛成年公民通过自由、公正、定期的竞争选出。所谓浪潮，是一段时期内走向民主的转型明显多于反向转型。

为什么：如果把民主直接等同于公平、繁荣或好政府，就很难比较制度变化。程序标准让研究者能够辨认统治者究竟如何产生，同时要求支持真实竞争的基本政治自由。把各国转型放在同一时期比较，则能追问共同环境和相互影响。浪潮描述的是一段时间里的总体方向，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前进，也不保证此后不会倒退。

2. 发展改变社会，危机削弱威权

经济发展与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共同为第三波提供了重要条件，但都不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

为什么：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扩大城市中产阶级，也增强社会独立组织和表达要求的能力。威权政权常以秩序、增长或国家使命证明自己有资格统治，经济或军事失败会削弱这些理由。即使经济成功，社会变化也可能使原有的政治控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因此，增长可能培养参与要求，危机可能打开转型机会，但机会仍需要政治行动者来把握。

3. 教会、国际力量与邻国示范改变转型机会

民主化不能只从国内寻找原因；天主教会的转向、外部国家与组织的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功，都可能改变国内力量的处境。

为什么：教会转向维护权利和反对压迫后，其组织网络与道德权威能够支持反对力量。外部力量撤回对威权统治的支持，会提高镇压和维持旧制度的成本；加入国际组织的利益，也能成为改革诱因。邻国转型则提供可模仿的办法，使反对派相信改变有可能，使统治者重新判断继续抵抗的风险。这些影响需要通过本国组织和领导人的行动才能发挥作用。

4. 转型道路取决于谁能推动改变

亨廷顿区分三条主要道路：执政集团主导的变革、反对派推动旧政权垮台的替代，以及政府与反对派共同协商的移转。区别在于谁掌握主动权。

为什么：威权阵营内部有改革派与强硬派，反对派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改革派能否压住强硬派、反对派能否组织起来，会影响改变由谁发动。政府仍有控制力而反对派也无法被消灭时，双方更可能通过谈判寻找出路；旧政权严重失去能力时，反对派则可能取得主导。社会条件解释机会为什么出现，力量对比与领导选择解释机会怎样变成制度变化。

5. 妥协与选举能把敌对关系变成制度竞争

第三波的重要特征，是许多转型通过妥协和相对有限的暴力推进；选举既是民主的目标，也可能成为削弱威权统治的手段。

为什么：如果失败意味着被彻底清算，旧统治者就更有动力阻止开放。温和派通过相互让步降低退出和参与竞争的风险，才可能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选举又能把分散的不满集中成可见的政治力量，暴露统治者对自身支持程度的误判。因此，原本打算借投票恢复合法性的统治者，可能反而因投票失利陷入困境，但这不是所有威权选举的必然结果。

6. 民主巩固要让失败者仍接受规则

建立民选政府不等于民主已经稳固。关键是政治力量能否在失利和失望时继续依照民主程序行动，同时约束军队等可能推翻规则的力量。

为什么：新政府常会继承经济困难和社会冲突，选民很容易对民主失望。民主若能让人们通过更换执政者表达不满，就能减少把政策失败归咎于整个制度的危险。军队服从民选政府、旧政权罪行得到审慎处理，也影响各方是否愿意留在制度内。亨廷顿提出两次和平轮替作为严格的观察办法：它检验不同阵营是否都愿意在败选后交权，而不是只在获胜时拥护民主。

反对意见

浪潮的形状可能受测量方法影响（伦斯克·多伦斯普莱特）

多伦斯普莱特在《Reassessing the Three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中直接重查亨廷顿的分类与统计。她强调，必须认真处理政治参与的包容性，以及世界国家总数变化的问题；重新测量后，逆向浪潮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波浪图形不能被当作不受定义影响的历史事实。

协商妥协的经验不能直接套到后共产主义世界（迈克尔·麦克福尔）

麦克福尔在《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中指出，后共产主义转型并不普遍符合力量均衡促成妥协的模型。在他的解释中，民主派取得明显优势，反而可能更有利于民主建立。这限制了从南欧和拉美提炼出的转型经验的适用范围。

离开独裁，不代表正在走向民主（托马斯·卡罗瑟斯）

卡罗瑟斯在《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中指出，许多国家长期处于民主与独裁之间，不能都叫作尚未完成的民主转型。他批评的是广泛流行的转型范式，并非专门反驳本书；但这一意见提醒读者，不要把亨廷顿的研究问题误读成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终点。

真实的选举竞争也可能维持威权（列维茨基与韦）

列维茨基与韦在《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中说明，反对派可以真实参选，但执政者仍能借国家资源、媒体优势和打压手段使竞争长期失衡。这不是对本书的逐章批评，却修正了把选举开放自然理解为民主进展的倾向；也要求读者认真执行亨廷顿定义中的自由与公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