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75 ·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政治学书单第 46 名 · 法律书单第 62 名 · 社会学书单第 12 名 · 哲学书单第 63 名

一句话结论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没有变得更人道,只是把权力从“砍你的身体”换成了“持续观察、训练、评判你”,监狱只是这套规训技术最集中的样板。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但不必逐页啃完。开篇的酷刑场景、第三部分“规训”和第四部分最后一章“监狱网络”是全书的骨架,抓住这几处就能掌握主要论点;第二部分可以略读。

必读:开篇对比 1757 年的公开酷刑和十九世纪的监狱作息表,先读这两幕就能抓住全书想解释的转折。
必读:第三部分(尤其“驯顺的肉体”和“全景敞视主义”),这是福柯对现代权力最有影响的概括,也是后来被引用最多的部分。
细读:第四部分最后一章“监狱网络”,说明监狱为什么“失败”却不消失,是全书最有野心的结论。
可略读:第二部分(惩罚的改革理论)和第一部分对行刑细节的描写,抓住“改革是为了惩罚得更准,不只是更人道”这句话即可。
建议配合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例如加兰德的批评)一起读,福柯的历史叙述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不宜当作定论。

核心观点

1. 酷刑是权力的公开仪式

旧制度下的公开酷刑不是失控的残忍,而是君主向民众重新展示自己权力的政治仪式。

为什么：在旧制度下,犯罪被看作对君主本人的冒犯,君主必须当众夺回受损的权威。因此刑罚要在罪犯的身体上留下最醒目的记号,让所有人看到权力有多强。这套仪式有一个风险:它要靠民众的敬畏来完成,一旦围观者同情犯人、嘲笑刽子手甚至闹事,仪式就反过来暴露权力的脆弱。到十八世纪,刑场上的这类骚动越来越多,酷刑从展示权力变成了权力的麻烦,所以它被放弃的原因是不再好用,而不只是因为太残忍。

2. 刑罚改革是为了惩罚得更准、更省

启蒙时代的刑罚改革者想要的是更精确、更有效的惩罚,福柯认为他们并不只是出于人道。

为什么：君主式的惩罚是间歇的、过度的、不规则的,同样的罪可能被重判也可能被放过,权力因此既浪费又容易激起反弹。改革者希望惩罚按罪行的轻重精确计算、普遍适用,让每一次犯罪都必然带来可预期的后果。这样权力不必每次都靠暴力显示自己,可以更深、更均匀地渗入整个社会。福柯据此认为,“人道化”是权力换了一种更经济的运作方式,而不仅仅是良心的进步。

3. 纪律把身体训练成“有用又驯顺”

十七、十八世纪在军队、学校、工场、医院里发展出一套细致的训练技术,福柯称之为“纪律”,目标是同时提高人的效用和服从性。

为什么：当人口增长、生产规模扩大时,需要管理的人数变多,靠暴力和命令成本太高。纪律通过几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把人分配到固定的空间(隔离、分区、排位),把一天切成精确的时间表,把动作拆成一连串可训练的步骤,再把个人组合成整体来用。这些办法每一项都很小、很便宜、很持续,但叠加起来,人的力量被提高了,同时抵抗的能力被降低了。福柯强调,纪律的重点不是禁止,而是生产:它制造出一种更有用、也更顺从的个体。

4. 观察、规范化裁决和考核造出“个人”

纪律权力靠三样工具运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考核。三者合起来,把每个人变成可以被记录、比较和矫正的“个案”。

为什么：监视让人始终处于被看的位置,不需要暴力就能让人自觉守规矩。规范化裁决不再问“是否违法”这种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拿“正常”作标准,给每个人排出在常态之上还是之下。考核把观察和裁决结合起来,留下档案,于是个人第一次成为可以被知识描述的对象。知识越多,管理越精细;管理越精细,又产生更多知识,权力与知识就这样互相加强,这也是福柯“权力/知识”这个说法的由来。

5. 全景敞视:被看的可能性让人自我约束

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是纪律的理想模型,福柯认为它的原理已经扩散到整个社会。

为什么：这种建筑让中央塔里的人能看到所有囚室,囚犯却看不到塔里有没有人,所以他们必须假定自己随时被看。一旦这样,监视者本人在不在已经无所谓,囚犯会自己替监视者执行规矩,权力于是变得自动运转、几乎没有成本。因为这个机制不依赖具体用途,它可以套用到监狱以外的学校、工厂、医院,福柯因此说现代社会是“全景敞视”式的。关键在于权力从“外在的惩罚”变成了“内化的自我约束”。

6. 监狱的“失败”恰恰是它的功能

监狱没有减少犯罪,福柯认为它实际的作用是制造“罪犯”这个可管理的群体,并把规训的逻辑扩散到社会各处。

为什么：监狱从诞生起就被批评无效,累犯率高,出狱的人反而更容易再犯,但它没有消失。福柯由此推论,一个长期“失败”却一直被保留的制度,一定在做别的事情。他认为监狱把零散的违法行为变成一个固定、孤立、可被警察和告密网络利用的“罪犯”阶层,同时让社会对普通民众的违法更不宽容,而对上层的违法(如商业欺诈)更宽容。再加上法官、医生、教师、社工等一连串“规范化”的角色,监狱的逻辑向外延伸,形成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狱网络”。

反对意见

福柯的历史证据太薄、解释力不足(皮特·斯皮伦伯格)

荷兰历史学家斯皮伦伯格在《苦难的景观》里批评福柯的论述并不建立在档案研究之上,对刑罚方式为什么变化也解释得不够。他提出的替代解释是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社会对暴力和他人痛苦越来越敏感,所以公开处决逐渐被移出公众视野,这是情感与心态的变化,不只是权力技术的更新。

福柯把刑罚只看成权力,忽略文化与道德意义(大卫·加兰德)

加兰德在《刑罚与现代社会》里专门有一章批评福柯,认为他把刑罚归结为权力和控制的技术,忽略了刑罚承载的道德情感、文化意义和政治因素。加兰德主张把涂尔干、马克思、福柯、韦伯、埃利亚斯的视角综合起来,而不是只用“权力”这一个角度。

福柯的批判缺乏规范性基础(南希·弗雷泽)

弗雷泽在《福柯论现代权力:经验洞见与规范困惑》中指出,福柯的权力理论让人无法判断哪些权力运作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可是他的文字明显带着批判意味。她认为这是一种“规范性困惑”:批判隐含着价值立场,福柯却声称自己不做价值判断。

现代理性批判最终站不住脚(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里用两讲讨论福柯,他肯定福柯为社会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但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最终陷入一个矛盾:既然一切都是权力与知识的纠缠,批判本身就没有立足点,他的批判隐含着无法自我证成的规范。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性取代这种彻底的怀疑。

只讲“少数人监视多数人”,漏掉了反过来的“多数人看少数人”(托马斯·马蒂森)

挪威犯罪学家马蒂森在《观众社会》里承认福柯揭示了现代监视系统,但认为福柯忽略了相反的过程:电视等大众媒体让“多数人看少数人”,他称之为“共视”,与全景敞视同时存在、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