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2013-09 ·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逃离不平等》

经济学书单第 24 名

一句话结论

人类正在逃离贫困、疾病与早逝，但进步常常先拉开差距；真正的问题是，先走出去的人会帮助后来者，还是堵住出口。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整本。它把健康、收入和政治放在一起，让你理解生活为什么改善、改善为什么不均衡，以及好心的帮助为什么可能产生坏结果。

先读导论和第1章，弄清“大逃离”指向的是贫困与早逝，以及作者怎样衡量生活改善。
第2至4章的健康史值得细读：重点看知识、公共卫生和政府行动怎样共同降低死亡率，历史轶事可以略读。
第5、6章要连着读：美国国内不平等加剧，与中国、印度增长推动全球减贫，可以同时发生。
第7章应配合反对意见阅读。把“援助能否救命”与“援助能否建立长期发展能力”分开判断；准备考试时，不宜只记住作者对援助的批评。

核心观点

1. 进步往往先拉开差距，差距又会改变进步

有些不平等来自部分人先获得了新知识、新技术和更好的生活。判断这些差距，还要看它们是否给后来者留下追赶的机会。

为什么：创新通常先在少数地方出现，传播和采用又需要时间、资源与组织，因此受益者不会同时到达。先行者的成功可以展示可行的道路，知识扩散也能降低后来者改善生活的成本。但先行者还可能利用财富和政治影响维护特权，阻碍竞争与公共服务改善。所以，不平等既可能伴随进步产生，也可能反过来压制进步。

2. 衡量生活，要同时看收入、健康和分配

收入是生活的重要条件，但不能独自代表生活质量。国家平均水平的改善，也不能说明普通人或最贫困者的处境同样改善。

为什么：收入扩大购买食物、住房和其他物品的能力，而健康和寿命本身也是人们重视的生活成果。两者可能因政策和知识传播而走出不同轨迹，用一个指标替代另一个会漏掉重要变化。平均收入还可能被顶部收入的快速增长拉高，掩盖中间和底部人群的停滞。跨国比较又受到物价和购买力换算影响，因此衡量进步必须同时交代指标、分布和比较方法。

3. 健康跃升靠知识落地，不能只等收入增长

疾病知识、公共卫生和有效治疗，是延长寿命的重要力量。收入增长有帮助，却不会自动把这些力量送到每个人身边。

为什么：细菌学说让人们认识传播途径，清洁饮水、卫生设施和疫苗便能有针对性地减少感染。许多知识可以跨国传播，后来者不必重新经历先行国家漫长的探索过程。但知道怎样救命，还需要政府组织服务、专业人员执行，以及居民能够获得并采用这些办法。儿童感染控制与富裕国家成年人的慢性病防治，也需要不同措施，因此单靠提高人均收入不能代替具体卫生行动。

4. 美国的不平等，要分清创新回报和寻租

迪顿承认技能和创新可以带来较高收入，也担心部分顶部收入来自对规则的影响。两种收入来源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不同。

为什么：技术变化提高某些技能的需求，会扩大工资差距，也可能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和创造新产品。但企业或高收入者也能通过游说、保护性规则和有利的政策安排取得额外收益，这就是寻租。财富越集中，影响规则的能力就可能越强，进而产生更多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收入。这种循环既会分走其他人的资源，也可能把人才吸引到争夺利益而非创造价值的活动中。

5. 全球减贫依赖增长，但追赶不会自动普及

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增长，使大量人口摆脱物质贫困，但仍有许多国家和群体掉队。全球差距怎样变化，还取决于比较的是国家还是人口。

为什么：持续增长提高生产能力和收入，使更多家庭能够获得基本生活资料。人口大国一旦增长，就会显著改变全球贫困人口和收入分布，即使不少小国仍然停滞。但增长需要能够支持投资、知识应用和经济活动的条件，开放市场本身并不保证这些条件齐备。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追赶与一国内部差距扩大可以并存，因此全球化的成绩需要分层考察。

6. 帮助穷人要改善治理，给钱可能适得其反

迪顿对大规模发展援助持强烈怀疑，尤其担心它破坏政府对本国民众的责任。他仍支持能够帮助穷人的知识、疾病研究和贸易规则改革。

为什么：把贫困主要理解成资金缺口，会忽略政府是否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基本服务。政府若长期依赖外部资金，维持收入便可能更取决于捐助者，而非本国纳税人和公民。援助还可能支撑压迫性统治，或让外部机构替代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职责。因此，短期项目的成功并不能直接证明长期制度效果良好，帮助还应考虑如何增强本地公共能力和问责。

反对意见

援助可能建设国家能力，不能由失败案例推出普遍有害（马丁·拉瓦利翁）

拉瓦利翁在2014年的《On the Role of Aid in The Great Escape》中直接回应本书。他指出，援助与低增长的相关性可能来自困难国家更需要援助，不能直接解释为援助导致失败。他还提出，持续支持财政管理、公共行政和问责，可能帮助国家摆脱制度薄弱的困境；迪顿对这一可能性的判断过于悲观。

健康知识本身也可能依赖经济增长（戴维·韦尔）

韦尔在2015年的书评论文中赞同知识的重要性，但认为迪顿低估了经济增长产生医学知识的作用。更富裕的经济能够提供更好的科研工具，也提高社会对健康发现的支付意愿，从而推动研发。他以磺胺药与工业化研究的联系说明：收入可以通过创造知识间接改善健康。

有些国家需要外部投入才能跨过贫困陷阱（杰弗里·萨克斯）

萨克斯在2005年的《The End of Poverty》中提出，疾病、低生产率和基础设施不足会互相强化，使贫困社会无法积累改善条件所需的资源。有针对性、可监督的外部投入，可以同时补足卫生、农业和基础设施，帮助它们跨过门槛。这是早于本书的竞争性解释：治理之外，资金不足也可能是具有独立作用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