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1948 ·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社会学书单第 3 名

一句话结论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基层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靠世代相传的「礼」和长老的教化来维持秩序，而不靠成文法律和打官司；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法律下乡」为什么会水土不服。

值不值得读完整本？

值得读完。全书只有十四篇短文，篇幅小、语言平实，法律读者尤其值得花一两个晚上读完。它不是法学专著，却是理解「为什么法律在中国基层行不通或要变形」的底层框架，《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三篇几乎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入门必读。

先读第 4 章《差序格局》、第 8 章《礼治秩序》、第 9 章《无讼》，这三章直接和法律相关，也是全书最核心的论证。
接着补读第 1 章《乡土本色》和第 2、3 章《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它们讲清楚了熟人社会这个前提，没有它后面的结论站不住。
第 10、11 章《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讲权力类型，读法律的人很值得看，因为它解释了「教化」为什么能代替「强制」。
第 5、6、7 章（私人道德、家族、男女有别）可以快读，主要是差序格局在伦理和家庭里的展开；第 12 到 14 章讲社会变迁，可以略读，但要记住「血缘到地缘」这条线。
别当成统计概括去读。作者写的是提炼出来的概念和理想类型，不是对每个村子的实证描述，读的时候要带着「这是模型」的意识。

核心观点

1. 乡土社会是靠土地黏住的熟人社会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以种地为生，人不流动，生于斯死于斯，因此是「熟人社会」。信任不来自契约，而来自对彼此的熟悉。

为什么：种地的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又搬不走，所以人口世代聚居在一个小范围里。大家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的底细都清楚，信用靠「知根知底」而不靠签字画押。这样的社会里，行为规矩是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习惯，不需要陌生人之间那种事先写明权利义务的规则。所以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熟悉，而不是契约或法律，这也是后面几乎所有结论的前提。

2. 乡下人不需要文字，不是因为「愚」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用语言就足够了，文字是为了克服时空隔阂才产生的工具，而乡土社会恰好没有这种隔阂。

为什么：文字的作用是让话能跨过距离和时间传出去。乡土社会里，人天天面对面，用嘴说、用动作比划就够了。上一代的经验也能靠口耳相传，因为生活变化慢，祖辈的办法孙辈照样能用。既然没有传话的需要，也没有「记录下来给后人用」的必要，文字自然派不上用场。所以城里人眼里乡下人「不识字」，在作者看来是环境没有产生这种需要，不是智力问题。

3. 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的水波纹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像石头扔进水里荡开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推，越远越淡。这与西方「团体格局」一捆一捆的柴不同。

为什么：西方社会像一捆捆扎好的柴，团体界限分明，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团体，团体内人人平等，团体之上有一个超越的神，这就产生了对团体的道德要求和普遍的权利观念。中国社会是私人关系搭成的网，以自己为圆心，亲疏远近各不相同，没有一个固定的团体边界。因此道德是跟着具体关系走的，对不同远近的人讲不同的规矩，没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统一标准。圈子还可以伸缩，需要时能把远房拉近。这解释了为什么「公」和「私」在中国人那里是相对的，也解释了为什么讲关系比讲规则更顺手。

4. 礼治秩序：靠内化的传统，而不是外加的法律

乡土社会的秩序靠「礼」维持。礼是被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由传统赋予权威，靠人从小养成的习惯来遵守，不靠国家强制。

为什么：法律靠国家权力强制执行，需要有人立法、有人执法、有人审判，而且要有陌生人之间也能适用的统一规则。乡土社会变化很慢，上一代解决问题的办法，下一代用起来还是有效，这些办法就积淀成「传统」。传统被个人从小接受，渐渐内化成习惯，违反了会觉得羞耻。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规矩不用靠外力压着，大家自己就遵守。这套东西作者称为「礼」，社会用礼维持秩序就叫礼治。它能运作的前提是社会稳定，一旦变动太快，传统失灵，礼治就撑不住了。

5. 无讼：打官司被看成伤和气，纠纷靠长老评理

乡土社会里「无讼」是常态。人们认为打官司丢脸、伤和气，纠纷由乡里有威望的人出面调解，调解的目的是教化而不是裁判。

为什么：在熟人社会里，大家世世代代要在一起生活，今天告了邻居，明天还得在同一个村里见面，关系会彻底破裂，所以人们天然回避诉讼。同时，礼治意味着对错不是由条文决定的，而是由大家共同承认的传统来判断，所以村里的长老凭着对传统的熟悉，出面讲道理就能把事情摆平，他不是在依法裁决，而是在教人怎么做才合乎礼。作者还指出，在这个背景下，靠写状子、耍笔杆吃饭的讼师往往被视为败坏风气的人，因为他们把乡土里能靠道理说开的事情，变成了要靠条文争输赢。所以法律进入乡土社会，会和原有的秩序发生摩擦。

6. 权力是教化式的，政治是无为的

作者区分了几种权力：横暴权力（压迫）、同意权力（分工合作）、长老权力（教化）。乡土中国的基层主要靠长老式的教化权力，皇权在基层是「无为」的。

为什么：乡土社会变化慢，传统足以应付大多数问题，所以无需频繁立新规矩、也无需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在这种环境里，年纪大、经验多的人最熟悉传统，自然成为大家信服的权威，他们凭对传统的了解指导年轻人，这种权力不是靠压迫，而是靠传统赋予的教化地位。同时，因为基层有自己的秩序，中央皇权不必事事插手，保持较小的干预就够了，所以政治「无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乡土社会里不一定需要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而这个「无为」的前提同样是社会稳定。

7. 从血缘到地缘、从欲望到需要：社会变迁让旧秩序失灵

当社会开始流动、商业发展，血缘关系逐步让位于地缘关系，名和实也会分离。人们从传统决定的「欲望」转向需要理性计划的「需要」，礼治随之不再够用。

为什么：血缘是生下来就决定的，非常稳定，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则是因为共同居住而产生的联系，更适合有人口流动、陌生人合作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契约变得必要。一旦社会流动，传统不再能直接适用，名词所代表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出现「名实分离」。同时，在乡土社会里，人们的欲望由文化限定，按传统来满足就行，而现代社会里人们需要考虑手段和计划，欲望变成要通过理性安排去实现的「需要」。这些变化要求新的秩序，也就是更依赖成文法和制度。作者以此指出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乡土向现代的转变中。

反对意见

清代民间并不「无讼」（黄宗智）

黄宗智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根据巴县、宝坻、淡水-新竹等地的诉讼档案指出，清代官方表达上把民事纠纷看作「细事」，实际上县衙受理了大量土地、债务、婚姻、继承方面的民事纠纷，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背离。这对「乡土社会无讼」的描述形成了挑战。

礼与法并非对立，礼早已入法（瞿同祖）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研究传统中国法律与家族、阶级的关系，后来又提出「法律儒家化」，即「以礼入法」。这提醒读者，传统中国的法律并不是礼之外的另一套东西，而是已经吸收了礼的内容，费孝通那种礼治与法治的对照需要小心使用。

差序格局的概念有贡献也有局限（翟学伟）

翟学伟在《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讨论了差序格局概念的价值与不足，认为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起点，但在作为解释框架使用时有局限，需要进一步反思和发展。

差序格局更像理想类型，不是经验概括（周雪光）

周雪光在《「差序格局」：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中，把差序格局看作理想类型来讨论，意味着它是帮助思考的模型，不能直接当作对每个村庄的事实描述，使用时需要和经验材料对照。

当代基层司法不能只套「乡土」模型（苏力）

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中，延续了关注本土社会实际运作的思路，强调中国法治建设要重视本土资源，研究基层司法的真实做法，同时他的研究对象是已经与国家法深度互动的当代基层，提示读者不能把乡土模型原样搬到今天。